报道：卢镇 朱晓:皮柯·米兰多拉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探析

摘要：皮柯·米兰多拉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之一。学术界在对皮柯思想的探究中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观念：一种观念认为皮柯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的标志，另一种观念则认为皮柯一直是虔诚的基督徒，试图在人类各种文化中寻找证明基督教真理的证据。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皮柯思想形成的背景和他提倡的“人的尊严”、“古代神学”和“基督教喀巴拉”等学说，指出皮柯的思想中存在的悖论正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典型特征，对认识人文主义以及文艺复兴作为“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资料图片)

皮柯·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是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神学家、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之一，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正如著名学者皮尔·凯撒·博里（Piere Cesare Bori）所言，“皮柯的形象、连同他的英年早逝，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想象和学者们的关注”。但西方学者对于皮柯的解释却有着两个不同的面向：第一种面向由雅各布·布克哈特所主导，在其经典著作《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布克哈特将皮柯及其著作《论人的尊严》视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精神的标志，这种解释面向也得到了加林、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克里斯特勒等学者的支持，成为了皮柯解释的主导性面向。但这种面向也在不断遭受挑战，威廉·克雷文（William G. Craven）就严厉地批判了上述观点，认为这种解释是近代学者以近代理性精神审视皮柯并强加于他身上的；相反，皮柯一直都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试图在人类的各种文化传统中找寻能够证明基督教真理的证据。克雷文的观点在亨利·柳巴克（Henri De Lubac）、乔万尼·拿波里（Giovanni Di Napoli）与特林考斯（Charles Trinkaus）那里产生了回响，他们也一直在强调皮柯和圣经神学传统、教父哲学传统以及经院哲学传统的一致性，从而构成了皮柯解释的另一种面向。从此，西方学者围绕这两种面向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许多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然而，在国内学术界，皮柯的著作《论人的尊严》虽已译成中文，但关于皮柯思想的系统探讨则基本阙如。吴功青博士近期发表的文章《革命与危机: 皮柯论人的尊严与个体自由》虽然批判了特林考斯的观念，但又过于强调了皮柯的革命性。因此，本文试图在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借鉴学术界对“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最新阐释，来解读皮柯思想中的悖论，旨在揭示这种悖论正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典型表现，从而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人文主义更为复杂的面向，以及文艺复兴作为“过渡时期”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一、何为基督教人文主义？

关于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研究，一直都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一般而言，学者们大都倾向于认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这个标签源于伊拉斯谟, 而后在宗教改革中被马丁路德所继承与发扬，宗教改革时期流行的格言:“路德孵出伊拉斯谟下的蛋”就是对这种观点的形象说明。从伊拉斯谟到路德，再到诸如托马斯·莫尔、约翰·弥尔顿甚至于伊丽莎白一世等人都被学者们贴上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标签。从中不难看出学者们大都将基督教人文主义限定于16世纪初，在英、法、德等国出现的致力于将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应用到《圣经》的文本研究，并以此为指导，重塑个人、社会以及政治上行为规范的北方人文主义者身上，诸如阿伦·布洛克、玛戈·托德、昆廷·斯金纳等学者都将北方人文主义等同于基督教人文主义。

从这种界定出发，皮柯及其前辈但丁、彼得拉克、马西里奥·斐奇诺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都被排除出了基督教人文主者的行列。因为在玛戈·托德等人的视野中，北方人文主义者或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身上所具有的改良主义倾向是南方或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所不具备的。那么我们又在何种意义上可以称皮柯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呢？露西·伍丁（Lucy Wooding）与帕特里克·海登-罗伊（Patrick Hayden-Roy）教授也许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角度。露西·伍丁在其文章《基督教人文主义：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中指出，学者们对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概念的理解并不一致，甚至处于矛盾之中，基督教人文主义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她更愿意将基督教人文主义看成人文主义潮流中的一个分支，而人文主义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一部分。帕特里克·海登-罗伊则指出基督教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通常被认为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的一部分，是对传统上将人文主义视为世俗的或世俗化哲学的一种修正。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露西·伍丁指出只要稍作审视与分析就不难发现，人文主义思潮与基督教的神学文化传统，同样有着千丝万缕的甚至是更密切的联系。基督教神学氛围十分浓厚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人文主义者不可能采取完全世俗化的形式来进行文化传统的转换与新的文化建构，除了马基雅维利之外，其他的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都没有离开基督教的维度。在这里露西·伍丁教授还将斐奇诺、皮柯、阿格里帕（Gornelius Agrippa）、约翰·费舍尔（John Fisher）等人视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典型，他们在借鉴古典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根据社会现实变动的需要，积极地从基督教神学文化传统中吸取有益于创新的思想资源。沿着露西·伍丁、帕特里克·海登-罗伊教授的思路，我们发现其实最早对基督教人文主义做出定义的学者如道格拉斯·布什（Douglas Bush）、柳巴克、克里斯特勒、维吉尔·尼莫埃诺（Virgil Nemoianu）等人已经为这种意义上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指出了道路。道格拉斯·布什认为“基督教人文主义意在提供一种方式，来处理基督教和人文主义的融合性问题”。克里斯特勒则以彼特拉克为例，指出基督教人文主义的特征是“既反对经院哲学，同时仍保持基督教信仰，能够把自己的古典学识和宗教信仰调和起来。”柳巴克、维吉尔·尼莫埃诺甚至还为我们勾勒出了基督教人文主义研究中应该关注的两大问题，即“自由意志与上帝的关系”、“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哲学基础的新柏拉图主义”。无疑，这两个问题都是皮柯关注的重要问题，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认为皮柯可以归入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队伍。

其实，这种观点在中国的文艺复兴学术界也产生了共鸣。如何光沪先生在其文章《文艺复兴中的基督宗教与人文主义》中对基督教和人文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梳理, 厘清了人文主义的多重含义以及基督教与人文主义的复杂关系。何先生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作为人文主义者看到了教会弊端与人文精神的冲突, 作为基督徒更看到了那些弊端与基督教精神的冲突, 而他们用以反对那些弊端的人文精神, 则是以基督精神作为基础的。只有基督宗教精神与人文主义精神的根本一致性, 才能解释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这一基本现象。赵立行教授在《宗教与世俗的平衡及其相互制约——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中，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说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从来没有否认宗教和教会，在建立自己理想宗教模式的时候，他们始终在追求宗教与世俗的平衡。孟广林教授在其著作《欧洲文艺复兴史：哲学卷》中也指出人文主义者在对待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神学两个文化传统时，既没有做主次之分，也没有做分别的审视，而是将两者中有益的因素做有机的融会与整合。肖四新、万珍、邱志玲、梁中和等学者还利用基督教人文主义这个方便的标签研究了但丁、薄伽丘、斐奇诺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其中梁中和博士更是指出“基督教人文主义是指企图在基督教教义中发现人文主义思想或将人文主义思想纳入基督教教义体系和实践中的各种努力”

从这种意义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皮柯研究中的这两种面向实际上并不矛盾，皮柯思想中的悖论正是他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典型特征，因为皮柯一方面注重对基督教神学理论做符合人文主义的阐释，另一方面又致力于在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将人文主义和各种古代宗教或哲学融入基督教神学之中。那么皮柯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做出了这种选择？面对人文主义思想与基督教神学传统的冲突，皮柯做出了怎样的努力？相对于前辈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斐奇诺等人，皮柯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又有何进步和特色？

二、时代、社会与皮柯

皮柯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特征、性质、意义等都建立在特定的社会基础之上,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物。不仅如此，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独特的思想之一，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丰富的思想渊源。这些思想渊源在皮柯特殊人生际遇、所处社会危机的作用之下，一起成就了皮柯独具特色的人文主义思想。

（一）“过渡时代”特征的体现

这里的“过渡时代”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皮柯所处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都是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时期；二是指皮柯生活的时代正是人文主义思想发展方向发生转变的时代。就第一层含义来说，它使得人文主义思想形成了许多独特的风貌。首先，过渡时期的基本特征赋予了人文主义以新旧交织的矛盾意向和思想内涵。处于新旧过渡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一方面紧跟新时代的召唤，提出了很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新精神；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完全摆脱中世纪各种思想观念与传统习惯的影响。诸多的人文主义作品虽不同程度地批评了教会的蒙昧及禁欲说教，伸张人的自由、尊严与欲望，但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基督教的信仰。如但丁在阐发人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同时也宣称“只有上帝才能统治人类”。其次，处于过渡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往往注重对旧思想的批判，但又忽视了对新思想秩序的建立，因此缺乏自觉、统一、规范的思想体系。此时，人文主义者对人性的过度强调，打破了基督教的传统道德，但新的道德原则尚未确立，这使得意大利社会处于一种道德失序状态；而各种哲学思潮如亚里士多德主义、阿威罗伊主义、新柏拉图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争斗不休，也使得此时的基督教社会处于一种思想无序的状态。正如一些学者所说，“一位人文主义者可能用几种论调发言”；“他们由于精神和性格的力量而成为巨人，但在他们身上同时存在着精神和性格的极度混乱”。深处这种思想混乱中的皮柯，其实对这种困境有着深刻的感知，如他在《论人的尊严》中如此说道，“噢，长老们，我们内部的不和真是繁多”“辩证法将平息语言的矛盾和三段论的吹毛求疵所造成的理性混乱，意见和争论从四面八方烦扰、搅乱我们的灵魂”这种思想无序的局面塑造了皮柯思想中的矛盾和悖论，但也是促使皮柯不断的思考如何限制过度解放的人性，将新的观念融入基督教思想体系，重建基督教思想的新秩序。

就第二层含义来说，皮柯生活的年代正是美第奇家族专制统治确立和稳定的时期。美第奇家族的专制高压统治，导致人文主义思潮由市民人文主义转向哲学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也由激进转向保守。共和国时期，以萨卢塔蒂、布鲁尼为代表的市民人文主义倡导共和理念、积极的生活以及公民参政。但是，在美第奇家族的高压统治之下，人文主义者开始转向逃避现实和追求隐逸的生活，主张沉思、苦行和思考死亡的哲学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导。人文主义者里努契尼（Alamanno Rinuccini）在《论自由》（On Liberty）中对此批判说，“在佛罗伦萨不存在自由，那里有一个暴君叫洛伦佐，他把市民关闭在用诺言组成的网中，迫使他们要么腐化堕落，要么退隐深山。” 为了维护统治的正当性，美第奇家族还将一些人文主义者变为自己的御用文人，进一步发展主张“哲学王”概念的柏拉图主义，为自身的统治寻找理论支持。布洛克对此评价道，“在美第奇家族上台逐渐损害该城市的自由后，新柏拉图主义在15世纪后期开始在佛罗伦萨勃兴绝非偶然。15世纪前期市民人文主义大力宣传的积极生活的理想，此时被受到美第奇家族庇护的马西里奥•斐奇诺和柏拉图学院的冥想与神秘理想所取代。”身处佛罗伦萨，受到美第奇家族赞助和庇护的皮柯，自然能切身感受到人文主义思潮的转折，皮柯有关人文主义的思想由激进到保守的转变也是对这种外部环境转变的反映。

（二）思想渊源：对多种知识背景的创造性组合

皮柯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也是对其所接触的亚里士多德哲学、柏拉图主义和犹太思想等多种思想渊源创造性组合的结果。多层次的思想渊源既为皮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为皮柯思想的包容性、开放性提供了条件。皮柯最早接触的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拉丁、阿拉伯解释者的思想，如经院哲学和阿威罗伊哲学。这一思想渊源主要来源于皮柯在博洛尼亚大学、帕多瓦大学、巴黎大学的学习或访问。14岁的时候，皮柯就被母亲送入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教会法规，因而深受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濡染。1480年，皮柯前往帕多瓦大学学习哲学，结识了阿威罗伊主义的权威犹太学者埃利亚•德尔•梅迪哥（Elijah del Medigo）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尼科莱特·维尼亚（Nicoletto Vernia）。在与梅迪哥的接触中，皮柯不仅深刻地了解到阿威罗伊哲学的精髓，而且还从梅迪哥那里接受了双重真理论的熏陶。与维尼亚的接触，则使得皮柯开始考虑调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与柏拉图哲学之间的差异。1485年，对经院哲学和神学的中心巴黎大学的访问更加坚定了皮柯对经院哲学的支持。

皮柯对柏拉图主义的了解主要归功于马西里奥·斐奇诺及犹太学者约翰南·阿莱曼诺（Yohanan Alemanno）。1482年，皮柯与斐奇诺相识，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484年，应皮柯的要求，斐奇诺将自己的著作《柏拉图神学》寄给了皮柯。在读完斐奇诺这本有关柏拉图思想的经典之作后，皮柯不仅成为斐奇诺和柏拉图主义的追随者，同时也接受了斐奇诺企图融合各种古代哲学或宗教的“古代神学”思想（prisca theoligia）以及有关人的尊严的宇宙论思想。而犹太学者阿莱曼诺为皮柯翻译的中世纪阿拉伯新柏拉图主义者伊本•奥斯德•奥巴塔亚斯的著作《想象的空间》（The Imaginary Circles）有助于皮柯进一步吸收柏拉图主义。这本书中宣扬的人具有自由意志的观念使皮柯深受启发，成为皮柯突破斐奇诺有关人的宇宙论思想的关键。

第三，与犹太学者梅迪哥、阿莱曼诺以及弗拉维•米斯里达特(Flavius Mithridates)等人的接触还为皮柯打开了犹太思想的大门。梅迪哥不仅传授给皮柯诸多阿威罗伊哲学的要义，而且还应邀为皮柯翻译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的著作，并讲授核心要义，例如 “数”和“无限”的概念。米斯里达特主要向皮柯传授希伯来语和翻译多部喀巴拉著作，如《科学的灵魂》、《迷途指津评注》、《公正之书》、《攀登之书》，这些译稿现存的就有3000多页。米斯里达特在皈依基督教之后，在教皇面前进行的布道《论耶稣受难》成为利用喀巴拉证明基督教真理的经典著作。而这篇布道词为皮柯基督教喀巴拉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阿莱曼诺对皮柯的影响最主要体现在，他将自己创造的魔法占星学喀巴拉思想教授给了皮柯。

（三）特殊的人生际遇

皮柯特殊的人生际遇对其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其思想中出现的矛盾之处，正是他对人生际遇的转变做出的思考和回应。皮柯于1463年出生在米拉多拉和康考迪亚伯爵的家庭中，1494年逝于佛罗伦萨，享年31岁。皮柯在这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有着复杂的人生际遇。1467年，皮柯的父亲去世后，为让他远离哥哥们为争夺爵位和家产而挑起的纷争，他的母亲给他设计了一条通过教廷的首席秘书官再到红衣主教的教界之路，皮柯也因此与教会和教会事务纠缠在了一起。1473年，在母亲的安排和贡扎加家族支持下，皮柯成为了教廷的首席秘书官，三年之后年又进入了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教会法，为成为红衣主教做准备。在这所大学他结识了当时著名的教会法学家特洛伊罗·马尔维奇（Troilo Malvezzi），并编纂了一部教会法集，从此对教会的责任感深深地嵌入了皮柯的内心，在他以后的各种行为和思想中不时闪现。也正是这段经历，让皮柯在感受到经院哲学、教会危机之时，极力去挽救经院哲学、教会的危机，将各种思潮融入基督教信仰，改造僵化、狭隘的基督教信条，建立更为包容的基督教信仰体系。

此外，皮柯早年生活的时代，虽是市民人文主义走向衰落的时期，但其仍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早年的皮柯无疑也深受市民人文主义提倡的积极生活的影响，经常游历于各个城市和大学，参与学术争论、努力追寻属于自己的爱情，甚至介入教会事务。如1480年在帕多瓦大学学习期间，皮柯就积极参与了该大学举行的关于阿威罗伊哲学的辩论会；他甚至在1485年与埃尔莫劳·巴巴罗的通信中挑起了在欧洲文化史影响深远的修辞学与哲学的争论；也是这一年，在其访问巴黎大学期间，他经常将其学到的修辞学知识运用于有关基督教教义的辩论中。1486年5月，他更是为了追寻爱情，而试图劫走朱力亚诺·美第奇之妻玛尔杰利达，结果酿成了巨大的丑闻，险些丧命。

劫后余生的皮柯，开始怀疑积极的生活并逐渐将精力转向沉思的生活。数月之后，皮柯在写给给朋友安德烈·考内欧的信中拒绝了考内欧让他重返积极的生活的建议，而坚决继续沉思的生活，他认为作为一个伯爵，他的人生的意义在于精神和哲学，思考人的欲望的限度。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皮柯还完成《论人的尊严》和《900论题》（900 Conclusiones）的写作，并打算邀请全欧洲的学者到罗马与其就900论题进行公开的辩论，并通过“900论题”纠正基督教会日益狭隘的教条。但是，也正是“900论题”使皮柯再次遭遇人生的危机，导致皮柯的思想彻底走向保守。1487年，皮柯的“900论题”中有13个论题被教皇英诺森八世指派的审查委员会判为异端。皮柯不满委员会的判罚，写了《辩护》一书为这13个论题进行申辩，结果惹怒了教皇，皮柯被斥责为异端并遭到教会追捕，《900论题》也被焚烧一空。后来，在法国国王、洛伦佐等人的庇护下，皮柯虽然渡过了这次人生危机，但是教皇的谴责让皮柯深感挫败。他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时间逐渐放弃了早年的学说，转而更多的关心神学问题，以克服罗马事件带来的痛苦，实现精神上的救赎。也正是出于此种目的，他晚年与多米尼克会的修士萨伏那罗拉的接触日益增多，在萨氏的影响下，皮柯的思想变得愈加保守。他写给侄子的论道德的书信以及其著作《七重天》（Heptaplus）、《论存在与单一》（De ente et uno）、《驳占星学》（Disputationes adversus astrologiam divinicatrium）等著作中存在的大量宗教和神学的内容以及为基督教辩护的论调就是最好的证明。

纵观其一生，我们可以将皮柯的人生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其出生到1486年。这一时期，皮柯在自身的激情和市民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勇于利用新精神来批判教会对基督教教义的曲解，排除现有宗教的狭隘和偏执，吸收人类优秀智慧成果来构建理想的宗教模式；第二个阶段是1487-1494年。由于遭遇到人生的危机和教会的谴责，其思想又日益走向保守，更多的倾向于基督教神学。学者们解读皮柯思想时所强调的两种面向，其实也就是皮柯两个人生阶段的不同写照，也是其复杂的人生际遇在思想领域内的合理表现。

三、皮柯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内涵

（一）人的尊严：自由意志与上帝的合一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高扬人的尊严。从但丁、彼特拉克起人文主义者就常论及这个题目，法齐奥与曼内蒂甚至用整篇论著探讨这个问题，而到了斐奇诺这里关于人的尊严的论述则具有了更明确的哲学意义。斐奇诺给宇宙万物规定了位置和等级，并将人的灵魂置于宇宙中心的位置以彰显人的尊严。皮柯关于人的尊严的观点显然事承继于斐奇诺，只是稍作修改。在其著作《论人的尊严》中，皮柯旗帜鲜明地论述了人的自由意志，例如，在整个论著的核心部分，皮柯说到：

“亚当，我没有给你固定的位置和专属的形式，也没有给你独有的禀赋。这样任何你选择的位子、形式、禀赋，你都是照你自己的欲求和判断拥有和掌控的。其他造物的本质一旦被规定，都为我定的法则所约束。但你不受任何限制的约束，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你的本质……我使你既不属天也不属地，既非可朽也非不朽；这样一来，你就是自己尊贵自由的形塑者，可以把自己塑造成任何你偏爱的形式。你能堕落成为更低等的野兽，也能按照你灵魂的决断，在神圣的更高等级中重生。”

与斐奇诺的论述相比，皮柯所论述的人不再是宇宙等级中的一部分，甚至不是那个特有的中心部分，而是独立于整个宇宙体系之外，在万物的秩序中没有固定的位置；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位置和本质；人有能力实践所有的生活，动物的以及天使的、甚至上帝的生活。人正是基于这种自由选择才拥有了尊严。其中缘由，正如桑迪拉纳所说：“一个人如果生来就被塑造成圣人或善人，既不出于自己的选择，就无任何可钦可敬的内心奋斗，因此就毫无尊荣可言，不过是一个高级的木偶”。因此，加林和保罗·米勒等学者才径直断定，自由是人的尊严的本质。

然而，皮柯对于人的尊严的讨论并未就此结束，而是力图将对人的尊严的解读纳入基督教的信仰之中，将人的自由意志一步步引向道德的完善和对上帝的信仰。首先，皮柯在此之后的一章“天赋自由”之中，仍然将上帝视为人的尊严的保障。因为，人的自由意志是由上帝赋予的，而且人能够实践所有的生活也出于上帝之手，“父在人出生时为他注入了各类种子以及各种生命的根苗……培育其植物的种子，他就变成植物；培育其感觉的种子，他就变成天上的生灵；培育其智性的种子，他就成为天使和神子”。其次，皮柯认为仅仅具有自由意志，人并不能实现充分的尊严，因为自由意志的滥用可能让人陷入“沦为野兽和无知的负重牲畜” 的危险。所以，人的最高尊严应该是借助神圣的信仰让“灵魂得以完善”，以“变成唯一与上帝同在的灵”而“得到完善神圣的幸福”。皮柯在其著作中从第5章“变形”起直到第10章“希腊秘仪”都是在引导人们如何仿效天使的尊贵与光荣，如何通过道德哲学洗礼、各种古代智慧的学习以及借用喀巴拉的力量，而达到道德和信仰的完善，实现与上帝合一的最高尊严。由此可见，皮柯在赞扬人的尊严时，并没有抛弃基督宗教，而是利用基督教传统中的“上帝创世”与“上帝造人”的学说，来颂扬人的尊严和伟大，最高限度地提高了人的自由度。与此同时，出于对上帝的敬畏，皮柯又给人的尊严加入一定的限制，注重强调人的道德和心灵的完善，强调人的最高尊严与上帝的关系。如此，一种神性与人性统一、神人和谐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观念在皮柯的著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二）具有皮柯特色的“古代神学”思想：文艺复兴调和主义的顶峰

从但丁开始，古典哲学与基督教精神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人文主义者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因为他经常把同一个事实的基督教说明和异教的说明放在一起。彼得拉克也认识到古典文化和基督教精神“可以互相容忍”。而15世纪中期新柏拉图主义的复兴则使调和古典哲学和宗教的论调达到了顶峰，“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有意识地以调和古代精神和基督教精神作为它的目标，这是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绿洲。”皮柯的老师斐奇诺就是当时新柏拉图主义的领潮者。为了调和当时发现的诸多古代文献和基督教之间的关系，斐奇诺举起了“古代神学”的旗帜。他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唯一的真理，这真理分散于基督教之前的诸多古代宗教和哲学之中，并通过一条“金链”（catena aurea）相互联系和传承。“金链”的开端是琐罗亚斯德、赫尔墨斯、俄耳甫斯的学说，他们的教义通过阿格劳斐慕斯、毕达哥拉斯传给了“金链”末端的柏拉图。而就“金链”末端的柏拉图哲学与基督宗教的关系而言，斐奇诺确信真正的宗教即基督教和真正的哲学即柏拉图主义，在根本上是能调和一致的。不仅如此，斐奇诺还将作为柏拉图哲学源头的古代哲学或宗教都纳入到“古代神学”的旗帜之下，试图将各种古代传统融入到基督教的精神之中。“古代神学”思想也被视为斐奇诺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最突出的贡献。

在斐奇诺的基础之上，皮柯进一步完善了“古代神学”的思想内涵。在皮柯看来，“所有已知哲学和神学学派及其思想家都具有某种真实和可靠的洞见，这些洞见可以彼此调和起来，因而值得重新提出辩护。”基于这种理论，皮柯又将两个新的重要因素即希腊的、阿拉伯的、拉丁的亚里士多德学派和摩西传统引入“古代神学”思想。

首先，皮柯认为经院哲学家的著作中有着可加考虑的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思想坚实可靠，提供了很多真理和洞见。皮柯在给埃尔莫劳·巴巴罗的信《论哲学家说话的形式》中驳斥了巴巴罗将经院哲学视为“单调、愚昧和未开化”的观点，为经院哲学进行了辩护。他认为经院哲学家虽缺乏修辞技巧，但者并不影响其哲学思维的质量。因为，哲学家的风格不应该是“讨人喜欢的、经过装饰的和优雅的”，而应该是“有用的、严肃的，是某种受人尊敬的东西”。为了更进一步证明经院哲学和阿拉伯哲学的价值，皮柯在《九百论题》（中收入了经院哲学家以及阿维森纳、阿威罗伊等阿拉伯哲学家的学说，并邀请各地的学者到罗马进行公开的辩论。皮柯的遗作《论存在与单一》中也强调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柏拉图哲学的一致性，以反对斐奇诺认为亚里士多德从属于柏拉图的观念。

其次，皮柯将摩西传统也纳入到人类的智慧体系中。在《论人的尊严》中，皮柯就将摩西描述为用“律法教导、激发、鼓励着人们生活的古代圣贤”。其著作《七重天》则进一步指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在游学埃及之时，受到摩西神学传统的影响，所以他们的哲学都只是摩西传统的延继。如此，摩西也顺利成章地进入了皮柯设计的人类真理传承的“金链”。不仅如此，皮柯还努力将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喀巴拉融入“古代神学”之中。因为在他看来，喀巴拉是“摩西在西奈山上所受的对律法书真实而又隐秘的阐释”，是上帝赐予摩西的启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喀巴拉中也包含着与人类其他智慧相通的真理。皮柯曾这样说道，“说到喀巴拉涉及哲学的部分，那你简直就像在聆听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为了赢得人们对喀巴拉的认可，皮柯更是在《九百论题》中收入了119个有关犹太神秘主义喀巴拉的论题，并恳请与其他神学家、哲学家、教会人士进行公开的辩论。由此，亚里士多德及其希腊语、阿拉伯语、拉丁语的所有追随者、摩西传统和犹太神秘主义哲学在皮柯这里也取得了与斐奇诺的琐罗亚斯德、赫尔墨斯以及俄耳甫斯的教义同等的地位，“古代神学”的范围也因此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哲学基础的新柏拉图主义得以进一步完善。

（三）“基督教喀巴拉”：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典型体现

“基督教喀巴拉”是基督教思想家利用源于犹太传统的神秘主义喀巴拉来解释和证明基督教学说的学问，学者们一般都将皮柯看成这门学问的创始者。皮柯不仅利用喀巴拉的解经方法来证明基督教的真理，而且还利用喀巴拉的学说来解释“人的尊严”的理论。人文主义精神与基督教神学思想在基督教喀巴拉构建的过程中和谐共存、相得益彰。

上述已提及，皮柯将喀巴视为摩西律法“真实而隐秘的阐释”，在皮柯看来，喀巴拉就是摩西律法中隐藏的奥秘，它必然蕴含着基督教的真理。他在《论人的尊严》中就说道：“当我孜孜不倦的精读（这些书）时，我在其中看到的与其说是摩西的宗教，不如说是基督宗教。这里有三位一体的奥秘、有道成肉身，有弥赛亚的神行……与我每日在保罗、狄奥尼索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那里读到的一样。”在《九百论题》中，皮柯宣称：“没有什么能比魔法和喀巴拉更能证明基督的神性”。与此同时，皮柯还将喀巴拉的解经方法即赋予数字、希伯来字母一定的奥义来解释犹太教经典的方法运用于《旧约》和基督教教义的解释，以证明基督教的正确性。皮柯在著作《七重天》就将这套方法运用于希伯来圣经的第一个词“Bereshit”的评注中，以证明这个词中蕴含着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真义。此外，皮柯还借用关于上帝之名的四字母词YHVH和希伯来字母Shin的组合来证明“Jesus”就是弥赛亚的名字，从而证明了耶稣就是弥赛亚和基督教的正确性。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皮柯将喀巴拉看成实现“人的尊严”重要基础。皮柯认为人是自由的造物，能够根据“自由意志”选择自己的本性或地位，他可以堕落为野兽，也可以实现自己的尊严——上升为与上帝同在的灵。这也说明人若不能正当地运用自由，就有变成野兽的危险。人如何能避免堕落为野兽，利用上帝赐予的“自由意志”实现自己的尊严，成为皮柯面临的重要问题。皮柯虽然在《论人的尊严》的第6章到第10章告诉人们要学习各种古代智慧，已达到自身的完善才能接近上帝。但是皮柯认为这还不够，因为仅仅靠这些还不能填平人与上帝之间的鸿沟。人如果要真正地接近上帝，还要依靠自然魔法的神秘力量，因为只有它才能“把低等事物嫁接到更高者的禀赋和权能上”，实现人与上帝的直接沟通。而在皮柯看来，喀巴拉就是自然魔法的最高级形式，因为“离开了喀巴拉任何魔法的运行都是毫无价值的”。因此，在皮柯这里，喀巴拉就具有了特殊的力量，人类借助它就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实现与上帝的直接联系，从而上升到与上帝同在的地位，实现自己应有的尊严。

由此可见，皮柯运用喀巴拉来证明基督教的正确性，完全是出于中世纪的护教传统，是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传统的一种延续。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对喀巴拉的解释和运用又完全是文艺复兴新柏拉图主义式的；而他运用喀巴拉的思想和材料为“人的尊严”的学说服务，虽然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但其最终目的却是要借助喀巴拉的力量来实现与上帝的合一。人文主义精神和基督教神学传统相互交织，互为对方理论的支撑，一种宗教与世俗平衡的画面在皮柯的阐释下逐步呈现，因此“基督教喀巴拉”也成为皮柯基督教人文主义理论在实践中的典型体现。

四、皮柯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作为文艺复兴思想史上的一颗明星，皮柯的生命历程虽然短暂，但是他留下的思想遗产却影响深远。他在“论人的尊严”的理论”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完善”这两个方面的贡献尤其突出。这二者既是皮柯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基督教人文主义得以传播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根基，其他各方面的影响也都可以视为是二者的附带效应。

（一）论人的尊严的魅力

论人的尊严的学说是皮柯思想的基础的内容，也是学者们关注最多的学说。它对文艺复兴和以后的思想与社会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皮柯关于人的学说不仅突破了斐奇诺宇宙体系的限制，最大程度地提高了人的自由度，而且对基督教神学做了创造性的阐发。他将神学传统中惩罚人类、否定现世的“上帝”诠释成了造就了人与世、并将自有意志赋予人类的神圣权威，从而纠正了教会神本观中人与上帝对立的观念，实现了人与上帝的和谐，对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思想解放产生了积极影响。正因为如此，18世纪的康德及其康德的追随者才将皮柯看作是理性主义的先驱，黑格尔才将皮柯视为文艺复兴时期人的尊严理论的最高典范。卡西尔甚至将皮柯突破斐奇诺宇宙论限制的论述视作康德自由哲学的基础。其次，皮柯的学说又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早期人文主义思想造成的享乐观。早期人文主义者对人、人性的强调，对教会禁欲思想的反抗，助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享乐之风，使得文艺复兴社会出现了道德危机。彼得拉克一生都在追求情人，波吉奥虽然强调人的美德，但私生活却极为放荡。皮柯所生活年代的佛罗伦萨更是这种享乐主义的中心，人们对各种娱乐生活百般渴求，纵情欢乐，私生子遍地。因此，皮柯在论述人的尊严之时，就提醒人们注意不要滥用自由意志堕落成为野兽，失去作为人的高贵。而且他还告诉人们，人最高的尊严在于与上帝的合一，他鼓励人们实现最高的尊严，并为其做出了种种道德的限定，用上帝的存在来约束人的行为。他建议洛伦佐邀请萨伏那罗拉到佛罗伦萨进行道德改革就是出于此目的。因此，皮柯的思想对于缓解当时意大利社会的道德危机有着重要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皮柯逝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几任教皇的秘书在布道中都引用皮柯的《论人的尊严》来阐述自己的思想。托马·斯莫尔也正是在翻译皮柯的著作时意识到这一点，才在《乌托邦》一书里始终设定有一个最高的存在神，并希望《乌托邦》人倾听基督的指引，使基督成为了他设计的理想社会的规划者和引导者。

（二）完善新柏拉图哲学的意义

皮柯完善新柏拉图哲学并使之与基督教神学相融合的观念，自产生伊始就受到了思想界的关注，成为基督教思想家构建理想宗教的理论基础。自库萨的尼古拉发表《论宗教间的和平》开始，基督教思想家就将排除现有宗教的狭隘、将人类社会的各种古代智慧或宗教融入基督教从而建立一种普世性的基督教作为终极目标。斐奇诺为此举起了具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古代神学”思想的旗帜。皮柯在继承斐奇诺的基础上，又扩大了古代神学的范围，使得人类所有已知的宗教都纳入其中，树立了一个普世性基督教的典范。威尼斯的方济各僧侣吉奥尔吉(Francesco Giorgi)就在继承皮柯的基础上，写了《论世界的和谐》(De harmonia mundi totius)一书来阐述融合柏拉图哲学、毕达哥拉斯哲学、赫尔墨斯主义与基督教思想的观念。法国学者波斯托（Guillaume Postel）在皮柯的影响之下，甚至提出了融和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的思想。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到，皮柯虽然主张古代哲学与基督教的融合，但是他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出发认识到了各种古代智慧中蕴含的社会真理，认识到了其对于构建基督教思想秩序的重要性。因此，他提出了每个不同学派和思想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贡献一份普遍真理的概念，这不仅实现了他在“约伯的和平”中提出的让各流派哲学和平相处的宣言，对于处理哲学史上显而易见的矛盾，处理伊斯兰教、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宗教冲突具有巨大的启发意义，为哲学和宗教间的宽容奠定了基础。正如克里斯特勒所说，“有一些历史学家正确地把佛罗伦萨柏拉图主义者的调和论称誉为通往后来宗教的和哲学的宽容理论的台阶；皮柯由于扩大了那种调和论的范围和内容而为更加广泛的宽容打下了基础”。

五、结  语

深究前辈学者探讨皮柯思想的路径，我们会发现，他们之所以会陷入泥淖，主要在于这些学者对皮柯作品的解读几乎都是仅仅从思想诠释的框架出发，忽略了皮柯所置身的社会背景及其与之相联系的社会对他思想的影响；从静止的角度出发，只看到了一时一地单独的皮柯，忽略了皮柯身处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的皮柯思想的发展或转变。二战之后，文艺复兴学的研究中出现了著名的巴隆-加林路线，其重要的特点就是将以前文艺复兴研究只注重思想层面的路径，转变为重视对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政治形势和经济情况的研究。这给我们的巨大启发在于：学者们在研究文艺复兴思想的时候，不能只关注思想和思想本身的转变，因为思想并不只限于这些，它的产生和发展是深深植根于思想家所处的社会，并影响着这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忽略了文艺复兴学者与其所处社会之间的互动，我们就会丢失观察社会和文化危机的意识，忽略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进而对思想家的思想形成一种偏颇、僵化和形而上的理解。

因此，借助对皮柯所处的社会以及皮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解析，可以让我们对文艺复兴的许多具体问题有更清楚的认知。皮柯身上的悖论正是文艺复兴时代感作用的结果，这种时代感是一种极度矛盾的、且不容易叙述清楚的学者情绪，它纠缠着信仰与理性、神学与科学等中世纪和近代的思想内容；其也是皮柯特殊人生际遇的反映，更是皮柯与所处社会互动，解决其在这个社会中遇到的诸多问题的结果。通过对些问题的解析，我们发现人文主义思想的源头，并不仅仅是古典文化，他还包含着希伯来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甚至是波斯文化。人文主义思想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作用下会出现重要的发展、创新和转变。特别是在14世纪后半叶，在各种社会危机的作用之下，人文主义已经从前代人文主义者关注的修辞学和优美问题，转向了对哲学和神学的探讨，这是我们理解皮柯及其同时代学者的关键。在他们那里基督教信仰仍然是最高理想，然而，在这个理想的前提之下包含着许多具体的责任感，他们都在力图采用人文主义新思想的因素，归正信仰教条，改革教会组织，将人的价值纳入基督教神学体系，重建受到冲击的社会道德，但在不经意间他们却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为近代社会及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卢镇，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朱晓，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