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应纵棹园发现清代戏曲石刻 高朗亭《傻子成亲》源头在这里？

宝应纵棹园

编者按

【资料图】

在扬州地方文史研究中，有诸多的历史谜题待解。总有一群人在不断求索，从诸多的文物、文献中抽丝剥茧，接近历史真相。而一个个新发现、新物证，犹如一把把解题的“钥匙”，打开历史的真面目。本报新推“证知道”版面，用“物证”说话，让历史活起来。

近日，宝应县政协文史委对纵棹园出水的一块石板上刻有的古代戏曲“四老爷打平缸”“状元游街”图案进行研究，认为石刻中的“四老爷打平缸”可能为纵棹园主人乔莱创作，后来在流传改编过程中变换了剧名，京剧奠基人高朗亭的《傻子成亲》源于此剧。

此石板现存于县园林管理处，系2018年9月纵棹园清淤时，在今津逮桥西南10米近岸处水下淤泥中发现。

状元游街

石刻现状

双面雕刻图案原为纵棹园歌台之石栏板

纵棹园原为清代宝应进士、翰林院侍读乔莱的私家园林，初建于清康熙二十六年，后又于康熙三十年、三十二年两次增建。乔莱卒后，特别是雍正年间，乔家受年羹尧案中胡期恒牵连，纵棹园逐渐荒废。清嘉庆年间，乔莱后人将纵棹园内部分建筑捐出，建画川书院，清末民初改为安宜学堂。1934年，乔莱嫡裔乔树森创画川初级中学，即原纵棹园北半，后来之宝应中学。抗战期间日军盘踞宝应，纵棹园林园尽毁。1958年，宝应县人民政府重新修葺，定名为人民公园，1982年恢复原名仍称纵棹园，即原纵棹园南半，今纵棹园之所在。

2018年9月，宝应县园林绿化管理处对纵棹园内池塘进行全面清淤，在现津逮桥的北桥头之西南10米处水下淤泥中发现这块石刻。这块清代戏曲石刻长73.2厘米、高45.5厘米、厚9.4厘米，两侧中部凿有方形石榫，左侧石榫高8厘米、厚5厘米、残长1.5厘米，右侧石榫高8厘米、厚5厘米、残长2.4厘米，材质为汉白玉。石板一面雕有四个人物，从左到右为二戴尖高帽，肩扛“状元”回避牌、手提铜锣、锣槌的男性皂役；一戴双方翅官帽、手持折扇的骑马男性官员；一戴扁帽、手持伞盖的男性皂役；四人一马行进于石砌道路之上，前方高屋标有“吉弟”字样。石板的另一面雕有三个人物，从左到右为一戴尖高帽、手握腰刀的男性皂役；一手执纱巾、坐在椅子上的妇人；一戴双圆翅官帽、手持折扇的男性官员；在妇人和官员之间放置一张桌几；男性官员手持折扇，扇页从右到左竖刻三排六字“四老爷打平缸”。石板四周留框，画面雕刻采用娴熟的圆雕技艺，画面底章采用精细的铲地工艺手法，凡人物衣饰、马匹鬃毛、房屋门窗一一勾勒细节，人物形态生动，物体造型逼真，可以确定其创作年代为清早期。

石板两侧中部有方形石榫，通常用于石质建筑构件间的相互连接、固定，且整个石板呈长方形，故当为建筑物之石围栏系列装饰石板中的一块。康熙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乔莱曾为《宝应县志》“延兴化顾处士符稹绘图十二”，其中《画川别业图》即为纵棹园全景，图中左下方的水榭歌台为康熙三十年建，可明显看出歌台的石围栏。考歌台位置，正与石板出水位置相合。康熙三十年中秋，邑人陶澂在纵棹园赴宴，作《歌台明月词》，有“面面雕阑倚碧流”的描述，与石板正反两面均雕有古装人物也吻合一致。故可确定纵棹园发现的清代石板为康熙三十年所建歌台之石栏板，所刻画面表现的是清代戏曲场景。

石刻解读

“状元游街”可见纵棹园乔家班演剧盛况

中国第一戏《张协状元》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戏曲剧本，被学界誉为“戏曲活化石”。宝应纵棹园清代石刻浮雕《状元游街》，无论从人物刻画、人物关系，还是从布景及道具中的“吉弟（第）”“状元”字样，均可直指表现的就是张协中状元后游街的场面。

该剧在史料中演出的记载极少，现在仅能从明末清初徐于室、钮少雅辑订的《南曲九宫正始》收录的佚曲十二支、明代戏曲作家沈璟编撰的《增定南九宫曲谱》、康熙五十四年王奕清奉勅编撰的《御定曲谱》收录的佚曲各三支，推断从元代天历年间之前至清代康熙五十四年，“张协状元”戏曲在当时还是具有代表性的剧目，此后仅存于福建古老剧种莆仙戏。1992年，由周传家改编、于少非导演的《张协状元》进行学术演出时，中国戏曲学院胡晓宏教授惊叹“化石活了”，并且说：“自打它成了化石以后，就被压在了故纸堆里，从没站在舞台上，像模像样地活过一回。”宝应纵棹园清代石刻浮雕《状元游街》，则不仅印证了“张协状元”戏曲在明末清初的流传，也显示了宝应深厚悠远的戏曲文化底蕴和渊源。

康熙二十六年春，乔莱回到故里，于宝应县城东北隅城垣下辟纵棹园，蓄家伶一部。乔莱也曾经亲自编演剧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的《香雪亭新编耆英会记》，就是乔莱所撰。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帝二次南巡，正月二十五日泊山阳县泾河（今宝应县泾河镇），“白田乔侍读有家伶六郎以姿技称”，“召至行在，曾蒙天赐”，由此乔家班声名大噪，人称“赐金班”。纵棹园有歌台，康熙三十年中秋，邑人陶澂有《歌台明月词三首》曰：“秋河乍转清讴发，夹岸千人似堵墙”，又有《中秋既醉二首》曰：“高台杂歌吹，观听逾千人”，可见乔家班演剧盛况。纵棹园既有《状元游街》石刻浮雕，则当日所演剧目中有“张协状元”，应该说是毫不奇怪的。

“四老爷打平缸”

可能为纵棹园主人乔莱创作

京剧《打面缸》是传统剧目，几乎所有地方剧种都有这出戏，可见此剧在戏曲史上的影响。

学界一般认为，《打面缸》最早出自钱德苍《缀白裘》重编本，由玩花主人旧编本增删改订而成。情节与《打面缸》完全相同的还有清中期著名剧作家唐英创作的《面缸笑》。学界主流观点是唐英根据《打面缸》改编创作了《面缸笑》，然而《缀白裘》陆续编成自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唐英却卒于乾隆二十一年，况且《缀白裘》中的《打面缸》存在着明显的脱胎于《面缸笑》的痕迹，所以并不排除是先有“面缸笑”一类的昆曲剧本，民间戏班借用昆曲剧本进行演出，从而导致记录民间演出的梆子腔《打面缸》看上去像是唐英《面缸笑》的缩简版。宝应纵棹园清代石刻浮雕《四老爷打平缸》则为这个“不排除”提供了实物佐证。

更值得重视的是“打平缸”为宝应方言，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出版的赵征溶先生所著《宝应方言词语汇释》一书记音为“大呯缸”，释义为“摔碎了缸，什么东西都散落在地上”，喻人大发脾气。其实，在宝应方言中这个词还可以引申为事情没有按照预先设想的方案办成，被搞糟了的意思。“打面缸”只是剧中一个不具代表性的情节，“打平缸”比“打面缸”更要切题。

元《古名家杂剧》、明毛晋所编《六十种曲》等清以前戏曲剧本中，均无“面缸”一剧的影子，唐英《面缸笑》、钱德苍《缀白裘》之前，仅有宝应纵棹园清代石刻浮雕《四老爷打平缸》记录这出戏。康熙年间的宝应乔莱家班为昆班，因此可以确定，《打面缸》一剧的前身为昆曲《四老爷打平缸》，作者应为宝应人，联系到乔莱曾经创作过昆曲剧本《香雪亭新编耆英会记》，则《四老爷打平缸》一剧极有可能为乔莱本人创作，后来被曾任淮安板闸税务官的唐英改编。由于唐英是旗人，不懂宝应方言，遂讹“平缸”为“面缸”，再后来被民间戏班搬演，其中的梆子腔版本为钱德苍收入《缀白裘》。

四老爷打平缸

学者研究

流传改编中换了剧名 高朗亭《傻子成亲》传自此剧？

高朗亭是京剧的奠基人之一，高朗亭“能戏甚多”，如今仅知《傻子成亲》一剧的剧名。

原宝应淮剧团副团长、编剧梁鼎成先生曾推测，高氏为“徽班老宿，脍炙梨园”，不可能没有戏曲流传下来，今天的传统戏曲中不见《傻子成亲》一剧，很可能是在流传改编过程中变换了剧名，纵棹园发现的清代戏曲石刻浮雕《四老爷打平缸》，为梁先生的推测提供了线索，因为该剧表现的就是“傻子成亲”的故事。

在《打面缸》中，张才是半路折返家中，因为烫酒无意中发现王书吏，进而发现四老爷、县太爷的，但《面缸笑》却是张才故意违反县太爷的出差指派，先回家中“成亲”而躲在家里的，也就是说一干人等到张家欲占周腊梅便宜，张才是看得一清二楚，但却等到王书吏、四老爷、县太爷全部入彀才出来讨要“精神损失费”，正是宝应俗话说的“傻子不傻”，这个剧情也更符合宝应方言中的四个老爷（若王书吏前加一个“皂隶”的话）“打平缸”的剧名。《四老爷打平缸》石刻中，最左侧戴尖高帽、手握腰刀的男性皂役无疑就是张才，这个人物是丑角形象，而《面缸笑》《打平缸》中张才的角色是生、末，周腊梅的角色是旦、贴。从剧情的演变看，当张才的角色由丑变成生、末，《四老爷打平缸》变成《面缸笑》和《打平缸》，原来只有周腊梅一个正角的《四老爷打平缸》就只能改名，而“傻子成亲”无疑是很贴切的。

高朗亭传承乔莱家班演出的《四老爷打平缸》是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条件。康熙二十八年，清初著名文人叶燮访宝应时，曾为乔莱作《十伶曲》，题下自注曰“为石林家优作”。康熙三十三年乔莱卒后，“诸优在籍，闻风相继散”，但还是有一个名“庆郎”的伶官留了下来，“已乃祝发普济庵为僧”，康熙三十四年，邑人刘中柱在京听禹之鼎言及，特作《义优行》诗以表彰之。高朗亭生于约1767年，距乔莱卒年约73年，普济庵在宝应北门外，北门外高氏后人言“高朗亭幼时从叔父学戏”，则高朗亭《傻子成亲》直接传承自乔莱家班《四老爷打平缸》，是完全可能的。

关于高朗亭出生地，《辞海》的说法是“安徽人，原籍江苏宝应”，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说是安徽人，其实老家是宝应的”。纵棹园清代戏曲石刻浮雕反映了宝应具有的深厚戏曲文化土壤，以及《傻子成亲》与《四老爷打平缸》可能的渊源关系，为高朗亭系宝应人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通讯员 朱雪梅 马俊慧 胡洪海

王春明 何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