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无忌惮、尺度爆棚的人性寓言

《命案》的英文片名是Mad Fate（疯狂的命运）。从影片内容来看，这是一个更开宗明义的片名。命运即是电影的核心主题。

编剧游乃海早在2008年即想了《命案》的构思：一个命理先生结识了一个很想杀人的少年，一起去改变命运。最终成片的故事也遵循这一思路。

林家栋饰演的命理先生卷入一起连环妓女凶杀案，与送外卖的少年和办案警察产生纠葛。命理先生有精神病家族史，外卖少年则天生有难以抑制的杀人倾向。他们的人生同被不可掌控的命运钳制。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命理先生决心帮外卖少年改变命运，同时也希望以此完成自我救赎。两人与命运的对抗与凶案的发展相互交缠，编织出一段荒诞奇诡的人生寓言。

用寓言来形容《命案》非常合适。导演郑保瑞解释，片中的四名主要角色都没有名字，但代表了人心的三种属性：命理先生是同理心，杀人凶手和外卖少年是欲望，办案警察是理性。这也表明了影片的创作思路。

《命案》无意用传统方式建构情节，刻画人物，而是要用象征的手法讲一个寓言。角色被塑造成人性的符号，故事发展不合常理，这些违背传统讲故事逻辑的设计却如棱镜，从不同角度折射人性在命运中的种种侧面。

命运主题对两位主创都不陌生。郑保瑞2009年的作品《意外》虽然披着犯罪片的外衣，内里包裹的核心实际是人与命运之间的控制与反控制。

游乃海作为银河映像的元老编剧，在《非常突然》、《大只佬》、《黑社会》系列、《跟踪》等作品中都写过命运的偶然无常。

然而两人此前的作品都更习惯在传统的情节和人物设计基础上融入自我风格，在类型片的框架内做出创新。

郑保瑞（左）和游乃海

然而，在《命案》中，郑保瑞和游乃海跳出了舒适区，用反类型的叙事和风格化的视听语言打造出一部个性鲜明的电影。

虽然仍以命案展开，但凶手自起始便明示身份。故事既没有围绕追凶发展，又没聚焦于几名角色之间的明争暗斗。很多时候人物行为动机并不明确，情节发展也缺少严密的因果逻辑支撑。

然而，这些看似剧作漏洞的设计却创造出强烈的荒诞偶然感。每名角色的选择、相互之间的纠葛、每一段情节的展开都紧密围绕人性与命运关系的核心主题。

视听风格方面，影片数次用光影奇特、扭曲迷幻的意识流段落打破正常叙事节奏，以贝多芬“命运”主题为代表的配乐总是突然响起，又戛然而止。

如以传统拍摄规则考量，意识流段落无端拖慢故事，配乐与画面的结合度似乎也不够紧密。

然而这些视听设计都是在外化人物的内心起伏，凸显他们在命运笼罩下的痛苦渺小，与命运角力时的偶然无常。

迷幻色彩的意识流段落镜头

反逻辑的情节发展和人物行为配合风格化的视听语言，为全片染上一层强烈的象征色彩。

《命案》的目的不是用引人入胜的叙事和博人共情的人物带给观众享受的观影体验。反之，它致力于用荒谬反常的故事和不可理喻的角色激发观众对人性和命运关系展开思考。

有趣的是，寓言式的黑色电影正是银河映像早期作品的标志性风格。《一个字头的诞生》、《两个只能活一个》、《暗花》、《非常突然》、《真心英雄》等作品都是以类型片之名，行反类型之实。

与《命案》相似，这些作品都涉及命运主题，有着荒谬反逻辑的故事，不可以常理揣度的人物、尖锐讽刺的黑色幽默、风格化的拍摄手法。它们的叙事既非强情节驱动，亦非人物驱动，而是由寓言主题驱动。

这不只在香港电影中前所未见，在世界电影中也独树一帜。可惜的是，这种创新在银河映像后来的电影中逐渐淡化。虽然依旧有《枪火》、《暗战》、《黑社会》、《柔道龙虎榜》等佳作问世，但不少银河映像的死忠粉丝依旧怀念那些早期的黑色寓言。

《非常突然》海报

《命案》便是对早期银河映像风格的回归，且在故事的荒诞性、人物的反常性、气质的黑暗性和风格的实验性方面，比早期作品更大胆极端。它是迄今为止最具作者个性、反类型尺度最大的银河映像作品。

然而，形式和风格上的闪亮未能弥补《命案》内容上的缺陷。最显著的问题要属过度主题先行。

人与命运对抗的表达从第一场戏便明确宣示，随后即如标签般贴在每一段情节、每一个人物、每一句台词、甚至每一处布景、每一章配乐上。

无论是人物在命案牵引下偶然无常的互动，还是命理先生和外卖少年天生的精神缺陷，亦或逆天改命的故事走向，都是对命运主题的极力渲染。

寓言式的故事天生就带有讲道理的色彩，不需渲染即有说教意味。《命案》却渲染过度，致使说教意味过于浓厚，对核心主题的表达像是硬喂进观众嘴里。

《命案》的第二大缺陷是故事和人物与观众之间距离过远。郑保瑞在多个访谈中都谈到影片的表达。片中四名主要角色的行为可以看作一个人的内心斗争。

如果同理心强大到杀死理性，欲望就会被无限放大，这对应着四名角色的心理状态和命运抉择，也是在探索本能、理性与感性三者在人性中的平衡博弈。

每个人生来都要对抗某些无法改变的命运，但即便如此，命运仍会为每个人留下选择的余地，而个人选择决定人生结果。

听起来，这些都是很能让普通人感同身受的道理，然而在片中的呈现却难以共情。

命理先生和外卖少年两名最重要的角色虽然都有着详细的背景故事交待，但过度乖张反常的行为让人更多将他们视作象征符号，很难代入情感。当然编导的本意就是要将他们刻画成符号。

然而，即使是符号，也需要找准人物心理塑造和象征色彩之间的平衡点。更何况此二人的心路历程和彼此纠葛是故事的核心脉络，这就更需要唤起足够认同感才能触动观众。

故事、人物和象征之间的平衡一直是银河映像寓言电影的特色。《一个字头的诞生》、《非常突然》、《暗花》用强情节的表象抓住观众，再引观众领悟底层的道理。

《两个只能活一个》、《真心英雄》塑造出引人认同的人物，令观众在共情中意会象征。《神探》虽在形态上比早期作品更趋于类型片，却能将抓人情节、丰满人物、风格技法、丰富隐喻完美结合，是银河寓言电影的集大成者。

《神探》

这些作品将寓言风格与传统剧作结合，让观众看得津津有味，如此便恰到好处地中和掉寓言的说教色彩，观众自然更能潜移默化地领悟道理。而这正是《命案》最欠缺的特质。

或许这是两位主创的有意为之。他们就是要背离银河映像的传统，以牺牲情节和人物为代价，力求将寓言的象征色彩推到极致。

他们就是要在观众和人物之间设置距离，引领观众跳出传统剧情片的情感认同体验，激发他们去更多思考哲理。

诚然，郑保瑞和游乃海敢于突破舒适区，求新求变，令人钦佩。《命案》的反类型幅度在香港电影中颇为罕见，也足够激发人们对人性与命运展开探索思辨。

然而，主题先行的问题令思辨效果打了折扣，距离感的问题又降低了观众的接受度。

编导对反类型、风格化的追求竟有些像片中角色与命运的角力——充满勇气，却过度偏执，陷入自我矛盾的窘境，最终迎来胜利与失败交相辉映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