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传》：一次关于武汉形象的历史想象与叙事建构｜江花 微动态

当代黄鹤楼·江山留胜迹（纸本水墨） 张军 作

□ 桫椤

城市被看作是人类走向成熟和文明的重要标志。在现代以来的理性主义视角下，城市被看作人类最高级的居住形态，因此具有巨大的人口吸引力。除了现代化的中国可以在短期内建造一座城，大部分知名的城市历史都很长。而在其看不见的背后，则是人与自然、文化、权力、贸易乃至个人想象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博弈。一座地理意义上的城市，如何转变为观念中的城市形象，李鲁平的《武汉传》提供了一种极为严谨的阐释和建构方法。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将武汉作为“丝路百城”中的一座为其立传，在策划者的期待和作者的视野里，不把武汉仅仅当作一个屹立在华中大地上的具体的所在，而是一个中国化的、国际化的大都市，是在一个超出有限地理边界的视域内想象武汉。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是作者讲述武汉最重要的出发点。无论是从盘龙城出土器物与中原和江南地区的文化关联，还是曾经在“武汉”的命名尚未出现之前穿梭往来、驻跸施政的历史人物，或者古代盐、铁、茶贸易以及现代科技和作为汉欧国际港对中国与世界的贡献，都显现出武汉在文化、政治、军事和商贸中的卓越地位。特别是人物，举凡曾在武昌、汉口这些地方青史有名的数不胜数的历史人物，从祢衡、元稹到曾国藩、张之洞等，都是与皇皇中华文化史休戚与共的角色。如果对换一下视角，作者的观念中隐含着“不讲武汉，就无法讲述中国和世界”的判断。在作者看来，武汉不仅是“内在”于江汉平原的存在，同样是世界的构成与参照。

尽管全书的视野是超越地理界域的，但作者的叙述原点来自武汉的“根”，即长江和汉水。“江汉交汇的大都市”不仅被用作书的副题，也是武汉的地理坐标。在开篇关于“武汉在哪里”的表述中，书中给出的标志指引就是江汉的交汇点，长江为“经”，汉水为“纬”，“四至”也可看作两条大河进出武汉的具体地点。在这个水网密布的广袤区域内，山、湖、洲、矶固然是自然的交错相映，但更是古往今来的武汉人赖以生存的家园。两条大河成为作者想象和叙述武汉的主要依凭和线索，显然抓住了江城区别于其他任何城市的独特性。作为一次关于武汉的“百科全书式”的解读，书中极富科学性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知识，不仅让世人对武汉的了解与想象清晰而具体，更支撑作者用文字以叙事的方式完成了一次对武汉城市形象的全息建构。

若非人的进入与命名，自然并无意义，江汉生成武汉的过程，也是客观世界向意义世界转移的过程。武汉城市的形成史，实际上是自然空间的改造史，而这种改造不仅仅是历代先民通过生活实践将自然建设为城市空间，同时也意味着关于武汉的想象将现实中的武汉转换成了观念中的武汉，否则她无法成为一座人文意义上的城市。书名为《武汉传》，“传”是历史的讲述，是在时间中确认武汉作为空间的文化身份。作者在创作中为武汉赋形，采取的办法是将空间“历史化”，这与将历史“空间化”构成了一体两面。这种叙述方式将本书与众多关于武汉的客观介绍性书写中跳脱出来，成为作者自我情感与主体认知的审美表达——不仅对于文本，也对于城市本身。幽远凝重的历史背影、烟火升腾的里份生活与“光谷”蕴含着的发展潜力，与其说是对武汉城市形象的描摹，也毋宁说是一种叙事姿态。

如同江水在大地上蔓延与渗透，作者沿空间地理开始的讲述勾牵出了与此有关的历史与人事，这为叙事勾勒出了清晰的脉络。以长江为界，南北的古城是沟通武汉前世与今生的媒介，从金口追溯到“沙羡”，由荀子的记录到秦始皇郡分天下，再到黄祖移郡却月城，江中流水已逝但尘沙中满是历史的沉积；汉水改道分割汉口与汉阳，一条淮盐巷见证的是范仲淹和张纶接力筑堤保护盐场的拳拳之心；汉江南岸曾经拔地而起的烟囱里，冒出来的是张之洞实业救国的壮志豪情……时间与空间在文本中的奇异交错，揭示的正是历史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堆叠积淀进而幻化出武汉人文精神的奥秘。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的讲述，最终拼合出的既是作为文化空间的武汉形象，也呈现了武汉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逶迤轨迹。其中，不但勾勒了历史上武汉与“丝绸之路”的关系，作品也着力描绘了现实层面的武汉，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后的武汉。

更值得称道的是，在为读者建构一个既有历史纵深和现实观瞻，又有精神内涵和文化体温的城市形象的过程中，作者爬梳史料和踏访现场，表现出强烈的求真态度和鉴别力。每一座有历史的城市都有一些模糊不清乃至被错误理解的细节，武汉也不例外。但在本书中，作者对一切材料都施之以显微镜般的观照，尽可能将含混之处辨识清楚，以免以讹传讹遗毒后人，这是作者作为一名“老武汉”自负的文化责任。例如关于咸丰战火后黄鹤楼的重建，后来的志书记载“由总督官文、李瀚章，巡抚郭伯荫主持”，但作者考证认为两位总督并不具备修黄鹤楼的条件，志书不仅弄混了李鸿章兄弟的名字，也给他们错安了功劳；又如史载为“霭园”题写门额者是“学士吴百华”，但作者遍寻典籍不见踪迹，实乃“学使吴白华”之误。如此的例证还有很多，正是在作者精心考证下才还原了历史的真面目。

台湾学者陈熙远写过一篇题为《人去楼坍水自流——试论坐落在文化史上的黄鹤楼》的文章，观察文本传统里的黄鹤楼对后人的影响。1884年9月22日（光绪十四年八月初四）的一把大火把黄鹤楼烧毁（即郭伯荫等人主持所修），后来张之洞在旧址上修了一个二层小洋楼（警钟楼）；1955年修建长江大桥时小洋楼被拆，1985年在原址上复建了钢筋混凝土的黄鹤楼。从1885年至1985年之间，可以说世间并无黄鹤楼，但陈熙远发现，它仍然屹立在文人的目光中。在没有楼的一百年间，康有为写了《登黄鹤楼》、黄遵宪写了《上黄鹤楼》；刘师培更在《黄鹤楼夕眺》中极尽绮丽之词描绘登楼所见；甚至毛泽东1927年过武汉也写下了《菩萨蛮·登黄鹤楼》。文字和影像再精细，也无法把客观实物挪移到纸上，只有被述说和想象，速朽的现实才会永生。如同黄鹤楼形象的代际传递，在《武汉传》的导引下，我们不断丰富着对武汉的想象，按照理想完善着她的形象——想象中的武汉显然比现实中的城市更能被完整把握和感知，因而也更有温度。

（作者系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河北作协研究员）

【编辑：邓腊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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