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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人民日报》编辑马立诚发表了一篇名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文章。

(相关资料图)

表示南京大屠杀存在不实之处，且死伤都是战争之下不可避免的行为，日本不应该就此道歉……

此文一出，引起轩然大波，网友纷喊其是当代“卖国贼”！

受惠于国家的知识分子

马立诚出生于1946年，彼时国内正忙于解放战争和灾后重建，百姓最要紧的是生存大计，上学读书反而成了一种奢侈。

但马立诚很幸运，等他牙牙学语的时候，新中国已经建立，社会秩序和民生都在有条不紊的恢复，他成了长在红旗下的第一批中国学子。

后来高考制度“暂停”，马立诚无奈结束学业，但对文学和知识的热爱并没有就此消散。

只要有闲暇时间他就用来阅读书籍，攒下的钱全用来淘各种名著了。

受时代背景的限制，马立诚也不清楚自己读书有什么意义，又上不了大学，整日在求知和迷茫中挣扎度过。

直到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政策，马立诚再次占得先机，考上了武汉大学，成了高考恢复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含金量不可谓不高。

在大学期间，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读书。

每天泡在图书馆里学习，还没毕业就有多篇文章被报社征用发表，很受学校和老师的器重。

毕业之后，马立诚在老师的介绍下去了青年报社工作，一直笔耕不辍，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

比起其他还在为工作而发愁的同学，他在事业上很是顺风顺水。

没多久，他的文章受到了《人民日报》的关注，把他从地方报社直接“飞升”到了国内纸质媒体的金字塔顶尖工作。

不得不说，在足够的实力之外，马立诚也确实幸运，他的人生就因为这次职业上的拔高，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他进入《人民日报》工作的时机很好，赶上了两个世纪交替前后的各种重大事件，在最一线目睹了国内外的政治改革和历史变迁。

在这种政治氛围和文化土壤的滋养下，他的学识和眼界得到提升，创作了大量作品书籍。

其中《交锋三十年》反响最大，马立诚因此一举成名，在人民日报编辑兼点评员之外，还多了政治家的身份。

其实早在这个时期，马立诚在作品中的观点和言论就有些偏激。

但真理不争不明，他的作品自有发人深省、值得民众思考之处，也被美国的《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50人之一。

马立诚是国家培养出的人才，受惠于各种政策福利，若是他一直能在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分析政治局势，倒算是一位优秀的当代公知了。

只可惜他“读偏了书”，“行岔了路”。

歪曲历史的日本政府

二十一世纪初，马立诚在业界声名远扬，被选派为代表赴日本进行文化交流。

本来只是一场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却被日方的不耻行为“蒙上了阴影”。

2001年，日本首相小田纯一郎上位。

刚开始为了塑造友善的国际形象和获得民众的支持，多次向我国提出访谈请求，终于在10月8日抵达中国。

我国代表使团为表地主之谊，带小田纯一郎先后参观游访了多处建筑圣地，还去祭奠了卢沟桥牺牲的抗日战士及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

那些高竖的丰碑，埋着的都是日军曾经犯下的罪孽。

小田纯一郎身为新任首相自然要为日本政府的行为负责，他也确实“表演”的很好，又是沉痛默哀，又是愧疚致辞。

离开中国的时候还亲手写下了“忠恕”二字，取自《论语》“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指请求宽恕的意思。

在他的一番表演之下，国内民众相信了他所谓的致力于维护两国和谐，不让历史悲剧重演的决心，对将来的中日关系发展有了新的期待。

然而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小田纯一郎结束访华之行不久，就带领官员参拜靖国神社，日子还定在了8月15日（日本投降日）。

消息传入国内，遭到了无数国人的痛骂和反对。

参拜期间，中国留学生们自发上街游行，强烈抵制日本政府的不当行为，我国外交部门也对此进行驳斥，希望日方不要触碰中国人民的底线。

但小田纯一郎却不为所动，还紧接着展开了一连番的错误操作。

他下令修改了日本的官方教材，对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进行无耻篡改。

把侵略行为“美化”成了不得已的自卫，甚至胡编乱造了中国联合西方国家欺压日本的虚假事情。

试图对日本国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洗脑，激发了中国民众又一高潮的反对和痛骂。

就在国人为日本政府的行径感到气愤之时，马立诚就身在日本，全程目睹了这场荒诞无耻的闹剧。

他身为国内知名学者，这种时候应该表明立场，和国人站在一起同仇敌忾。

可他却无动于衷，回国后还发表了《对日关系新思维》，试图为日本开脱说话。

趋炎附势的无良公知

马立诚在文中指出南京大屠杀的所谓“疑点”。

称根据正常的城市人口推测，当时屠杀之际城中根本不可能有三十万人遇害，认为我国有故意夸大的嫌疑。

甚至直接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称那只是战争下难以避免的正常伤亡，中方不应该一直紧咬着不放，日本也不用为此道歉。

说来讽刺，马立诚自己就是南京人，却能说出这样罔顾事实，没有良心的话来。

无数南京人的伤痛就这样被他“一笔勾销”了，他哪里来的资格和立场替先辈原谅？

更过分的是，马立诚还批判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怀，认为国人就是被这种没必要的情怀所累，才会一直揪着过往的恩怨不放。

称如今已经是新世纪了，应该放下以往的恩恩怨怨，摆脱民族主义的束缚，主动和日本友好共处。

这样才能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打开新的发展局面。

从长远的发展角度而言，和平共处确实是我国一直在坚持走的道路，但在和平之上还有尊重，对历史的尊重、对苦难的尊重、对先辈们的尊重……

日本政府否认事实、篡改真相就是一种不尊重，马立诚遗忘历史、谄媚附和同样是不尊重，这样的情况下他有何脸面谈民族复兴？

最可气的是，马立诚还恬不知耻对钓鱼岛问题指手画脚。

声称钓鱼岛对中国而言并不重要，没必要为了这弹丸之地和日本政府爆发冲突，完全可以就此割舍以换取日方的友好关系……

这种言论和割地赔款、卖国求荣有何区别？

马立诚的各种言论被大众所鄙夷，网上骂声一片，他本人也遭到了强烈的抵制。

《人民日报》面对舆论压力和民众的不满，决定将其开除，大众拍手叫好。

被国民厌弃的马立诚只好躲去香港，却不知收敛，借助媒体继续发表各种不实不当的言论。

不仅讨好日本，还试图替汪精卫之流的汉奸们洗白，同样遭到了香港爱国民众的唾骂和谴责。

据传他外出的时候，被香港爱国青年堵住一顿教训。

当时的凤凰卫视对此事进行过报道，只说本台特约评判员马立诚在中环地区被爱国青年狂殴，并没有替他“伸张正义”的意思。

可见确实引得民怨沸腾，不受待见。

走投无路的马立诚没想着改过自新，反而转身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赶去北海道大学当教授去了。

他初到日本的时候，被很多右翼分子奉为“座上宾”，帮着他们发表了诸多洗白日本的文章，其心可诛。

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北海道大学无故解聘了，日本政府对他也不复从前那般重视，无奈只能再次躲回香港定居，可见背叛者终不会有好下场。

历史绝不能忘

马立诚身上暴露的，是严重的民族问题和立场问题。

关于南京大屠杀，他质疑其中有故意夸大的嫌疑，受害者绝对没有三十万人。

对此日本右翼分子还提供了所谓的“精准考证”，意图将受难人数缩减到二十万、五万、乃至是47人，妄想以此粉饰太平，抹杀他们犯下的罪恶。

然而事实上，在当初那场浩劫里，南京的遇难同胞只多不少。

那个年代的南京城不仅仅只有原住民，还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和部队驻军，这样一个大型城市有几十万的人口流动根本不足为怪。

日军发动暴行的时候，国内外的见证人皆有。

美国的《每日电讯报》报道过：

“一位传教士经历了南京某地的屠杀，死亡人数达两万人。”

当时的南京守军官员郭歧侥幸逃过了屠杀，后来将在难民营的经历写成了《陷都血泪录》，在他的回忆里，亲眼目睹死在日本机枪下的难民就有十几万。

还有逃亡海外的一个华侨，统计了他所知道的掩埋尸体就有四万具……

诸如此类的亲身经历者还有很多，他们所描述的并不是同一地方同一地点的遇害人数。

所以不存在人数重合，只能代表“局部真相”，但累加起来的数量已经足够令人心惊。

日本战败后，南京法庭公开审理了大屠杀一案，因为受技术和信息的限制，根本没办法普查到全然准确的受害者信息和数字。

但是在中华门花神庙、宝塔桥、下关草鞋峡发现的尸体就有十九万多，其他零散的遇难者尸体被慈善机关收埋，大约有十五万具，所以单是已知的尸体数量加起来就有三十多万。

南京法庭最终认定整场屠杀的遇难者在三十万人以上，就代表了三十万只是最低下限，真正的遇难人数只会更多。

就连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都在《刺杀骑士团长》中写道，中国南京的遇难者是四十万。

这并不一定就是最准确的数字，却也侧面证明了遇难者人数绝对不会低于三十万。

更关键的是，争论遇难者人数不是根本的目的，无论人多人少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都是板上钉钉的。

数字的消长不过是他们否认的借口，所谓的“不客观”、“不精准”也只是他们掩盖事实的遮羞布。

真相就是真相，历史更不应该被篡改和遗忘。

无论何时何地，南京的问题和其他领土主权问题都是不容侵犯、不容更改、不容动摇的。

捍卫这些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历史，更关乎民族的自尊和自强，只要身为中国人，在国家和民族面前，就没有置身于外之说。

结语

马立诚和加害者一起质疑与否认，背弃了最基本的民族大义与是非廉耻，还有何脸面谈立场资格？

而且他看似站在理性的角度上分析问题、劝诫国人，却早已经背离了最基本的公正。

这种诡辩就是和刽子手共情，无论何时，加害者都没有资格在遇害者面前站着。

马立诚错了立场，还强行“按头”国内民众接受他的观点，这种行径比侵略者更可恨，落得如此境地也是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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