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入蜀之旅变成千古“纪行诗” 成为杜诗之所以是“诗史”的有力证明｜名人大讲堂_全球播报

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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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蜀地，是历来学者研究“诗圣”的重要课题。入蜀的杜甫，探访古迹、结交朋友、观察自然。他从一个躲避安史之乱的忧心状态，暂时得以逃脱，拥有了一段安稳的时光。在蜀地期间的生活细节，也被杜甫写进他的诗里，成为“诗史”的一部分。在1400多首杜诗中，以在蜀地创作的数量最多、质量也最高，比如杜甫用诗歌记录下他刚到成都的新鲜印象，“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出自《成都府》）。

胡可先

6月27日下午，名人大讲堂“杜甫文化季”在杜甫草堂博物馆迎来第三场讲座。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杜甫研究会副会长胡可先，以“杜甫的蜀中生活与诗歌创作”为题，从入蜀情境、草堂经营、幕府体验、日常生活、友朋交游、蜀中创作等六个方面，全面铺开讲述杜甫一生中最重要的“蜀地时光”。

纪行诗是对蜀道最真切的实地考察和完整记录

杜甫蜀中生活的前奏是“入蜀”。胡可先在讲杜甫的蜀地生活之前，先讲了杜甫的入蜀之旅。从秦州出发以后，杜甫所历都是蜀道地名，每到一地，他都作诗纪行。在这一阶段，杜甫写下了两组纪行诗，共二十四首，都是杜甫诗的独绝之作。这组纪行诗，分为两段路线：第一段路线是从秦州出发抵达同谷，共十二首；第二段路线是从同谷出发抵达成都，也是十二首，是蜀道最真切的实地考察和完整记录。这些诗都以真实可考的地名命题，比如《白沙渡》《鹿头山》《飞仙阁》《五盘》《龙门阁》《石柜阁》等，这些地名在唐以后的地理著作和地方志中都能找到记载。

这两组纪行诗记录了杜甫入蜀之旅的所历所见所感，有山水风物的表现，有伤时感乱的抒怀，有个人情感的流露，成为杜甫一生中带有里程碑意义的篇章，在整个文学史上也有重要意义。整组诗体系完备，各首诗又取径不同，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平，并且得到历代学者的高度称颂。

苏东坡就曾专门夸过杜甫的纪行诗，“老杜自秦州越（赴）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 在胡可先看来，“我们今天说杜甫的诗是诗史，除了指政治意义上的历史，还包括地理意义、个人生活上的历史。杜甫入蜀的纪行诗，是对蜀道最真切的实地考察和完整记录，与唐代的历史地理互相印证，对今天我们研究唐代蜀道提供了比较准确的材料。这是杜诗之所以是“诗史”的一个有力证明。”

行旅之人往往具有搜奇探幽的本性，但杜甫的蜀道行，不是一人的行旅，而是带着家小，加以自己身体孱懦，冻馁催迫，不能停息以尽情赏览，故而深愧谢灵运之优游，陶渊明之放浪，只能够行色匆匆，达不到自由适性。胡可先认为，这是杜甫蜀道纪行诗与一般考察旅行诗的区别所在。

胡可先

胡可先还特别分析杜甫的这两组入蜀纪行诗的艺术表现，“艺术上更突出的表现是蜀道的特点，这就是奇险。无论是直接表现山水的奇险，还是隐晦表现蜀道的灵奥，都达到了极致，都能够惊天地，泣鬼神。为了表现蜀道奇险，杜甫在这组诗中很多选择用仄声韵。如《铁堂峡》用入声韵，《法镜寺》用上声韵，《青阳峡》用入声韵，《龙门镇》用入声韵，《积草岭》用去声韵，《发同谷》用入声韵，《白沙渡》用去声韵，《龙门阁》用上声韵，《石柜阁》用入声韵，《剑门》用去声韵，《鹿头山》用入声韵。并且在奇险的基础上突出了奇古，而音调韵律上，也峭拔短促，这样的诗，读起来如同看画。”

杜甫这组诗在纪行的过程中，对蜀道风物的描写也非常突出。胡可先发现，这组诗无论是叙写离开秦州的原因，蜀道经行过程，向往成都的心事，都离不开风土物产与人情世态的描写。

杜甫离开秦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人事的原因，即《发秦州》诗云“此邦俯要冲，实恐人事稠。应接非本性，登临未销忧”；二是风土的原因，即前诗“溪谷无异石，塞田始微收。岂复慰老夫，惘然难久留”。对于风土的原因，诗中写到“溪谷”和“塞田”。“溪谷无异石”是说没有景致好的山石可供观赏，“塞田始微收”是说山田土壤不厚，收成微薄，不足以养活一家。这两句说明杜甫在秦州，精神得不到慰藉，生活得不到满足，所以要离开。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首诗中，杜甫还对“南州”有较高的期待。“汉源十月交，天气凉如秋。草木未黄落，况闻山水幽。栗亭名更佳，下有良田畴。充肠多薯蓣，崖蜜亦易求。密竹复冬笋，清池可方舟。虽伤旅寓远，庶遂平生游” ，这一南州就是杜甫向往的乐土：十月之交的汉水发源之地，天气凉爽如秋，草木还未凋落，山水非常清幽，尤其是栗亭这个地方，不仅有良田可耕，听到栗亭之名也觉得绝佳，山药可以充肠，石密容易采酿，山竹茂密，冬笋繁多，水面宽阔可以并舟而行，虽然行程很远，但可以满足平生喜欢游览的性情。

杜甫在纪行诗中描写的风物，有当地风土习俗，有当地的自然风物，也有当地的各种特产。比如《五盘》一诗描写当地习俗：“好鸟不妄飞，野人半巢居。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描写当地百姓一半在树上筑巢而居的习俗，对于这样淳朴的风俗，杜甫觉得心地坦然舒畅。巢居本是上古的风俗，《初学记》卷九云：“有巢氏《始学篇》：上古皆穴处，有圣人教之巢居。”杜甫那个时代，利州五盘之地还有这样的风俗，杜甫觉得淳朴。“由此而引出史思明还盘踞于洛阳，安史之乱尚未平息，故乡消息全无，兄弟亲戚流落四方，这与巢居的安定形成鲜明的对比。”胡可先分析说。

“幽居才能近物，才能存道”

来到成都后，杜甫在各方朋友的资助下，杜甫开始给自己建造寓所。宝应元年（公元762年），杜甫在成都的草堂正式建成。草堂初成，身体和心灵都有了安宁之地。杜甫非常愉悦的心情，流露于《堂成》一诗当中。草堂在浣花溪畔，堂荫白茅，俯看青郊，桤林碍日，笼竹和烟，暂止飞乌，频来语燕。真是草木如荫，风景如画，又得到了左邻右舍、友朋亲戚的称赞。寓居成都草堂，成为杜甫一生的重要时期，这时总共作了271首诗，也是他创作繁盛的时期。

然后杜甫开始展开与严武、高适、岑参 、杜济、章彝、 李瑀等人的来往。他还两次加入严武幕府工作。杜甫将这些都写进了诗里。比如《客至》一诗写杜甫与宾客之间的往来交往，表达出杜甫这一时期欣喜的心境。比如《春夜喜雨》，让一千年之后的读者也能从中感受到唐代成都的温润与美好。会客的时候他写诗，赏花会写诗，盖草堂会写诗，遇见暴雨的时候也写诗，杜甫把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都变成诗歌。“可以说，在杜甫那里，人、诗、地是一体的。诗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诗。”

在蜀地这段时间，杜甫的诗风有一个明显的转变：虽然忧国忧民的情怀偶尔还是会表现于诗中，但总体风格由“忧伤”向“闲适”的方向转变。

尤其是在草堂的幽居期间，杜甫表现出非常突出的对日常生活的热情，表现出非常淡然的平凡心境。比如杜甫在《屏迹二首》诗其一中写道：“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时时急，渔舟个个轻。杖藜从白首，心迹喜双清。”其二云：“晚起家何事，无营地转幽。竹光团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

胡可先分析说，这两首诗描写的是杜甫幽居生活，幽居而更近物情，所见桑麻燕雀，自然生成，村鼓热闹，渔舟轻快，作者这时心迹清朗，也就融入自然。第二首仍然写幽，竹光簇拥野色，舍影映入江流，而作者这时纵情自然，不修边幅，也不问家事，实际上写的是当时最为平凡的心境。而这种心境、这种自然，才是“用拙”，才近“物情”，也就是幽居才能近物，才能存道。

“入蜀之后，方臻圣域”

杜甫的蜀中生活，重点是成都和夔州，而短暂的生活和经历之地很多，如梓州、绵州、汉州、嘉州、戎州、忠州、渝州、万州、云安。寓居成都和夔州，是他一生生活较安定的时期，也是其一生的诗歌创作成都最高的时期。胡可先提到，杜甫至入蜀后，杜甫方臻圣域。陈贻焮先生在《杜甫评传》中概括杜诗有四个高峰：“大而言之，安禄山叛乱前后是老杜第一个创作高峰；秦州诗、成都诗是另外两个高峰；那么，夔州诗可说是最后也是最大的一个高峰了。”四个高峰有两个高峰在蜀中，足见称为“圣域”是当之无愧的。

胡可先

胡可先发现，蜀中的杜甫，对于律诗的创作尤为致力，特别是在蜀中后期的夔州，律诗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里他做了很多格律组诗，达到了他一生的最高成就，其代表作就是《咏怀古迹五首》《秋兴八首》。组诗之外，再如杜甫在夔州的《登高》诗，都是七律诗的经典作品，受到历代文人的称赞。”

杜甫与蜀地的相遇是美好的，但终有一别。杜甫在《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诗中云：“江浦雷声喧昨夜，春城雨色动微寒。黄鹂并坐交愁湿，白鹭群飞大剧干。晚节渐于诗律细，谁家数去酒杯宽。惟君最爱清狂客，百遍相看意未阑。”这是大历二年杜甫在夔州时作，也是他蜀中诗的写照，因为在第二年即大历三年的春天就离蜀地到湖南了。胡可先分析说，这可算是杜甫对自己蜀中诗歌艺术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