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七雄变法篇（一）：魏国首霸引领时尚，韩国半途而废，秦国逆袭笑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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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变法、改革频率出现最高是时代，诸侯争霸，几乎每一个诸侯国想要强盛起来，只有变法改革这一条道路可以走。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最初，魏国先后通过李悝的经济变法和吴起的军事变法，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战国首霸，引领战国前期的历史走向。

之后秦国开始进行商鞅变法，逐渐扭转了衰弱的局面，最终到达了能够与魏国等新兴国家争锋的状态中；随着魏国和秦国的相继变法，赵国、韩国、齐国等各个国家也开始寻找适合自身的改革道路。

齐威王进行的变法是吏治变法，让齐国政治清明成为战国七雄中最为富庶的国家，国力强盛。

崇尚武力的赵国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胡服骑射”进行的是军事变法，赵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不仅抗击匈奴，也是战国中后期唯一能与秦国相抗衡的国家。

在秦国进行商鞅变法的同时，韩国进行申不害的“术治变法”让韩国取得阶段性的强盛。

战国时代，战国七雄几乎都进行过变法

战国七雄中几乎所有国家，在经历发展转折时都是选择变法，那么变法改革为什么会在战国时代如此流行呢？这又是什么样的原因所导致的呢？本篇文章主要关注魏国、秦国、韩国变法。

魏国和秦国，两国的变法指引

魏国是战国时代变法第一个国家，也是第一个通过变法而创造了巨大效益的国家，在变法之前，魏国的国家实力并不强大，而且面临着多方面的威胁，毕竟魏国在成为诸侯国之前只是晋国的一个家臣，只不过是联合韩国和赵国两家，瓜分了晋国之后而成立的诸侯国而已。

家臣或者说大夫，与君主的地位还是不同的，虽然，韩、赵、魏三家曾经掌握着晋国的大部分权利，但是大夫的领地以及资源远远不如诸侯。

这就说明，在一个家臣的内部系统中是有不完备的地方的，虽然魏国从一个大夫变成了诸侯，但这不代表着短期内拥有着诸侯的发展体系。

魏国经过李悝变法、吴起变法成为战国初期超级强国

魏国刚立国时其生存状况并不乐观，但魏文侯却是一个具有长远目光的明君，他首先任用李悝在魏国进行变法。

李悝是一个法家名士，他所进行的变法，比较倾向于经济方面和法制方面，为魏国的各项发展系统都订立明确的规则，尤其是在土地和军队编制等方面，这让魏国的发展变得井然有序。

土地制度改革也让平民百姓们获得了更大的利益，更能保障他们的生存环境，国家生产力迅速提升，魏国的经济实力变得异常雄厚，有了经济实力的支持，各个方面的发展也都是顺风顺水，得益最多的要数军事。

魏国有了更多的财力招兵买马，之后又招揽了吴起这样的军事天才，吴起在魏国任职上将军之后掀起了一场军事改革，为魏国训练出了一只魏武卒。

而这支魏武卒，也是战国前期魏国能够叱咤风云的关键所在，当时吴起带领着这支军队，可以说是百战百胜，为魏国的开疆破土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次变法给魏国带来的效益达到了顶峰，让魏国成功地超越其他国家，成为战国前期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战国首霸，以至于其他任何国家发展都需要看魏国的脸色。

秦国秦孝公借鉴魏国经验，开启商鞅变法

借鉴魏国的发展经验，秦孝公也开始着力于在秦国进行变法，后来，商鞅入秦的秦孝公赏识，在秦国推行了一场彻底的法治变法。

这次变法不仅革除了贵族对于君主决策的阻碍，让秦国的农耕体系和军事体系变得更加完备，在法律方面也明确了规则的重要性，将人们行为约束到了一个明确的框架之下，使秦国发展有了一套完整而又顺遂的体系，之后完成了由衰转盛的转折，开始向东方图谋。

这两个国家的成功经验足以证明，变法改革在那个时代里确实有着相当大的好处。

变法之前，秦国其实是战国七雄当中排在末尾的国家，它的发展实力非常弱小，尤其是在魏国强盛起来之后对秦国的打压，秦国在那个时期的实力是真空的，甚至连占地面积十分狭小的韩国都打不过。

就是这样的迹象在经历了一场变法之后，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足以引起其他国家的青睐和眼红。

秦国的经历就是一条明明白白的成功经验，它摆在那里就是要其他国家来借鉴的。

秦国和魏国这两个国家的带领，是比较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这两个国家通过变法改革而成功，后续才会有很多诸侯国想要走其他国家已经践行过的道路，毕竟经历过实践的理论才是有效的，前人已经走过的道路才是更好走的。

时代发展的要求

春秋战国时代与后来的王朝更替过程中的任何一个时代，都不相同，春秋战国时代其实是社会性质的一个过渡阶段，在此之前，古代历史其实一直都是奴隶制社会，而当秦王朝建立之后才从奴隶制社会变成了封建社会。

春秋战国时代的混乱，其实就是一个对社会制度的探索过程，而且社会制度要进行更新换代，那么，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实践，既然要实践就一定会有创新，而在创新的过程中必定离不开变法改革，春秋战国时代里的变法，就是对社会制度的一种实践表现。

秦国法治变法，就是封建社会的雏形

这些变法通过实际的效果，向我们诉说了每一种制度应用于古代历史社会的结果。

比如说，秦国的法治变法就是一种封建社会的雏形，或者说，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雏形，从秦国推行变法开始，它就已经有了专制和集权的影子。

在商鞅推行的变法中，最核心的部分其实在于君主的集权，表现在变法的措施上面就是，革除贵族的统治对决策的影响，在变法之前，国内的贵族和大夫掌握着一部分国家资源。

既然如此，这些贵族的势力范围，必定会导致君主在决策时有所顾忌。君主的决策不单纯是以国家为标准出发的，很多时候要顾及贵族。

换句话来讲，就是君主的权力并不集中，但是在商鞅变法之后，贵族的势力被削弱了很多，相比之前一部分国家资源倾斜到了平民百姓手中。

商鞅变法，是君主集权的开始

商鞅通过奖励耕战，这样的政策将这部分资源所能达到的效果最大化，使国家发展的动力变得更大，如此一来，这些在变法改革中得益的平民百姓和士兵，他们就是直接对君主负责的，如此君主就有了底气，也就能够掌握国家的绝大部分权利，他们的决策所受到的影响相比之前就会小很多，所以商鞅的变法就是君主集权的一个开始。

韩国申不害变法半途而废

韩国的申不害术治变法，其实就是玩弄权术，让国君通过各种谋术来统御臣下。这种变法对君主要求很高，如果君主是明君，这个国家的发展还能有起色，如果君主被人迷惑，那么朝堂上就是一片阴谋权术之风，很容易带来各种尔虞我诈，导致朝堂混乱。

燕昭王变法就是在“王道”上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导致燕国政治一直是默守陈规。

楚国经过吴起变法和屈原变法，两次变法失败后，终于放弃了最后挣扎，最终没有一次完整的办法，这就造成楚国大而不强，一直被牵着鼻子走，屡屡被坑。

变法是时代的一种要求，在当时奴隶制社会，显然已经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了，这时候必定要进行改变，要选择一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定义时代发展的模式。

要想改变就会有创新，要创新就不能只停留在理论阶段，还要进行实践，如此，也就有了各大诸侯国不同形式的变法。

在近现代社会也是一样，当封建王朝走向终点时，近现代的历史社会也曾经出现过一段时间的迷茫，所以，爆发了洋务运动、百日维新、辛亥革命等不同形式的运动。

究其原因，也是在寻找一条最为合适的发展道路，寻找一条最适合中国社会在那个时代发展的制度。同样是变法，魏国成为战国首霸引领时尚，秦国屌丝逆袭笑到最后，韩国却半途而废从此一蹶不振。

其实与春秋战国一样，都是对不同方式方法的一种创新和实践，目的只不过是为了铺平后来发展的道路，为了摆脱落后而又尴尬的局面。

换句话来讲，这其实是历史在选择自身的发展方式，只不过历史的选择会有代价，而这些代价可能需要我们人类付出时间、财富、甚至是生命去进行承接而已。